親子互動相關研究

自1930年代以後，行為科學家們開始對父母教養子女的方式，及子女的行為與反應，做了很長時間的研究，這些研究結果在1960年代陸續發表（Becker，1964）。

但是歸納各項的研究，僅能得知父母以何種教養方式，會造成子女哪些不適當的行為，並提供一些建議，做為父母改進教養方式的參考。蘇建文與其同事於民國六十四年，六十五年及六十六年連續做過有關父母教養方式的研究，發現關愛分數在民國六十六年都增加了，嚴厲分數則明顯下降(朱瑞玲，民75)。朱瑞玲(民73)以國中生為樣本，調查結果發現父母親消極性教養行為較民國六十六年已普遍減少，但大部份積極性的教養行為也同樣減少。就教養方式的重要性來看，民國六十五、六十六、七十三年順序完全一樣，以愛護居多，保護、寬鬆及命令居其次，拒絕與忽視殿後。從上述可知，我國父母教養方式的演變已從父權中心轉移至以子女為重心，由權威演變至民主領導。（戴立梅，2004）

而在人類學的研究中，環境與個人相互影響的概念，早已為人們所接受，因此子女並非僅受到父母的影響而發展，父母亦受到子女所影響；故目前的研究趨勢是打破父母對子女單方面的影響，而以互動的概念作為研究的重點（孫毓英，民75）。Mead（1976）指出，在親子互動中，經由持續的家庭經驗與社會文化的影響，父母會發展一套特定的教養方式，教導子女學習，幫助子女成長，培育其適應社會的能力。簡介瑞（ 2003）

本研究主要是以母親和幼兒的互動和歷程二個層面來探討母親教養行為的特色。研究對象是13對就讀幼兒園大班的幼兒和其母親。研究方法是觀察記錄母子在家庭中的互動行為並依此進行內容分析。結果發現︰首先，母親啟始的控制事件比幼兒啟始的控制事件來得多，且以幼兒生活常規的要求居多，顯示母親在母子互動中扮演比較主導的社會化代理者的角色，且其教養行為以指示制止、負向處罰較多。其次，母親教養行為和互動事件性質、幼兒行為有顯著交互作用，顯示在不同互動事件性質、不同幼兒行為中，母親教養行為亦有所不同，但不同母親其教養行為卻無顯著差異。最後由互動歷程中母親教養行為和幼兒對母親反應之關係觀之，這二者的互動歷程存在了「好來好往，以暴制暴」與「嘮叨成習，相應不理」的特色。林惠雅（2000）

父母通常能夠隨著不同的情境，採取不同的策略以及方法，來教養他們的小孩，例如：當小孩子所從事的是一項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件時，父母可能需要立即的制止，此時父母所要達到的是一個短期的目標；然而就整個教養的長程目標來說，父母在某些情況當中，就必須採取循循善誘的方式，引發孩童的內在動機，這樣才能使得孩子不管在爸媽面前與否，都能遵守已知的規則。如果父母無法分辨情況的不同，在教養孩童時只一味採用限制、監控的方式，則可能使孩童無法內化父母的教導，甚至導致孩童社會調適的不良；相對的，在兒童成長中，若得到較低的權威管教，溫暖以及回應性的敏感支持，則能使其養成較好的規則與道德內化，以及較佳的社會調適（Kochanska, 1991, 1997）。陳俐婷（2002）

Baumrind (1967, 1971)則進一步將教養行為分為民主權威（authoritative）、獨裁專制（authoritarian）、寬鬆放任（permissive）及忽視冷漠（uninvolved）四種類型，並為後續學者所大量應用。Baumrind雖然對於父母教養行為賦予多元豐富的面貌，也提高了對於孩子行為發展的解釋力，但在實際情境上，仍有許多父母的教養行為，無法被上述類別歸類與解釋（Chen& Luster,1999b；Dornbusch, et al.,1987; Hein & Lewko, 1994；陳富美，2002）。父母在不同類型的教養方式間，常有同時並用的現象產生。

Baumrind的分類在概念上對於教養類型的確有所釐清，不過父母在不同種類的教養方式間的交錯運用，則反映了因應情境的教養現實。林惠雅（2000）以觀察法探討母親與幼兒的教養互動，正印證了教養行為超越類型分類的豐富面貌。父母的教養行為，會因為孩子的回應，而影響其接續的行為。林惠雅的研究中發現，親子教養容易形成「好來好往、以暴制暴」的模式，但也有「嘮叨成習，相應不理」的互動類型。也就是說，父母對子女的民主教養可能形成「好來好往」的良性互動，對孩子的權威專制則易形成「以暴制暴」的負面循環。而「嘮叨成習，相應不理」的類型則可能反應出權威教養與放縱教養共同施行的情形（陳富美，2002）。父母可能對於孩子的行為加以叨念，但又因孩子相應不理而未能堅持，不過久了又看不過去，又忍不至嘮叨。教養行為在互動循環的歷程下，的確有共同施行的現象。 陳富美

根據Anliker, Laus, Samonds & Beal (1992）在飲食教養方面，由於教養的觀念不容易被清楚的定義，且不容易獲得廣泛的結論，故學者亦多以互動的概念作為研究的重點。簡介瑞（ 2003）

Olson, Pringle & Schenwetter (1976)為父母的教養方式與孩子生長和體重的關係，提出一理論模式：

父母的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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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喜歡的食物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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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食物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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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生長

他假設功能不良的父母教養方式將導致孩子較少的食物喜好，降低適當飲食攝取的機會，和造成孩子較差的生長狀態。在其研究中，藉著67 個學前兒童家長和其子女玩遊戲（將所有方塊拼成喜歡的圖形）的過程中，觀察父母與子女的互動；並將食物分為45 類，詢問母親其子女喜歡及吃的食物種類，來評估孩子喜歡的食物數目；並以24 小時飲食回憶法；以HOP(hydroxyproline index)指數評估孩子的生長狀況。結果發現20 個過重的孩子得到的正向回饋（父母以口頭或非口頭的方式表示稱讚或贊同）顯著的比41 個正常體重的孩子少，且喜歡較少的食物。由此研究得知與食物無關狀態下的親子互動，與孩子喜歡的食物數目及生長狀態有顯著的相關性。

Birch, Marlin, Kramer＆Peyer (1981)評估母子在與食物相關和無關兩方面的互動模式是否相似，及兩方面的互動模式與兒童肥胖相關的程度。以觀察21 個44 至81 個月孩子的母親與子女玩遊戲及進食期間的互動。研究結果發現較肥胖孩子的母親在進食及非進食的狀態下，對孩子給予較少的贊成，且提供較少的建議。相對的較瘦孩子的母親，顯著的對孩子提供較多的鼓勵和贊成，在用餐期間對孩子說較多的話，對食物作較正向的說明。Oliveria, Ellison, Moore, Gillman, Garrahie & singer(1992)的研究發現父母親的飲食習慣對學齡前子女的影響最大，特別是母親與子女的營養相關性最高。

Klesges,et al.(1983)在實驗室利用經過設計的進食情境觀察14 位兒童（7 位男生，7 位女生，平均年齡為23.9 月）與母親之互動情形。結果顯示，兒童用餐所花的時間與體重顯著相關，而父母鼓勵兒童進食（如：「吃下這些馬鈴薯」）與兒童的體重有強烈的相關。此外，父母促使兒童進食的可能性，相同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Klesges, Malott, Boschee, & Weber (1986)。針對30 位（15 位男生，15 位女生）年齡為22-46 個月的幼兒，探討有關幼兒飲食行為體能活動某些父母行為及幼兒體重之間的關係，由受過訓練的觀察員於晚餐時間，觀察受試在自家的飲食行為及父母如何促使幼兒進食：並在晚餐之後，觀察幼兒的體能活動的情況。結果發現，父母鼓勵幼兒進食與幼兒用餐時間有相關，也與幼兒的體重相關：而父母鼓勵幼兒體能活動與幼兒的活動程度成正相關，與幼兒的體重成負相關。

此外，Johnson(1993)以77 位二至五歲的學前兒童（46 位女生，31位男生）以及其父母為研究對象，探討父母教養方式與子女自我飲食調整和體型之間的關係。其以三因子飲食問卷（Three-Factor Eating Questionnaire）測量父母對子女的飲食控制、飲食方面的條件反射失控與對飢餓的知覺：以父母教養態度量表（Parent Attitude Research Instrument）測量父母的教養方式；以子女餵食問卷(Child Feeding Questionnaire)測量母親對子女的食物攝取之控制程度與對子女的體重關心程度。結果發現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方式愈趨向高控制程度者，子女的自我調整飲食能力愈差：而父母對子女的控制程度與子女的體重成正相關，父母對子女飲食行為的控制愈高（如在進餐時鼓勵子女進食要求子女吃完所供應的食物），子女就愈容易肥胖。

研究方法的選用，在於如何能幫助瞭解「現象」的本質。只要能夠反映出人類生活真實本質的研究方法，就是適合的研究方法。